席卷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最近几年来本就艰难度日的部分中小微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难关。在此当口，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这些政策大多以减轻企业税负为核心内容，有的可以少交，有的可以缓交，都体现了政府对企业的关切之情。日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提出建议，希望取消企业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取消企业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呼声在市场上一直存在，但一直未进入政府的议事层面。此次由黄奇帆提出，由于其身份非同一般，自然引起了市场的密切关注。但是，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尽管在市场上能够得到迎合，但住房公积金与税收并不一样，后者交给政府，前者则是职工劳动报酬的一种体现，将其视为企业负担而要求取消，并不可取。

　　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住房制度改革起步之时。在此之前，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度，但企业同时还需要负责职工的住房分配、医疗、养老保障等福利供给，这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之后，通过建立社保基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制度，形成了国家出一点、企业出一点和职工个人出一点，三位一体合力解决住房、医疗、养老的制度，企业虽然需要承担这三方面的义务，但已经通过制度化实现了体外循环，自然有利于企业真正以“经济人”的面目投身于市场。

　　但是，这一改革实施以来，也遭遇了种种非议。以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说，它遭遇的最大诟病就是穷人帮助富人买房。确实，在市场上能够买得起房的，通常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这部分人申请借贷住房公积金，从形式上看确实是穷人在帮富人买房。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即使一位职工在其就职期间没有买房，从未动用住房公积金，他对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积累起来的资金的权力并未丧失，按照规定，在其退休时同时退出住房公积金，职工可以取出这笔钱连同它所产生的利息。当然，有人认为，这笔钱既然属于职工，就应该由企业直接支付给职工，由职工自由支配。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忽视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配套，住房公积金采取的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办法，通过集中众人的少量资金帮助职工解决购房需求，类似资本市场中的共同基金，如果这一制度瓦解，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职工。

　　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住房公积金，并不是企业的额外支出，而是企业向职工支付的一种劳动报酬，因此，它谈不上是企业的一种负担，而是企业在经营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当然，这种劳动报酬没有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职工，但让职工参加住房公积金，对于职工来说可以得到两种利益，一是一旦有买房需求，可以得到公积金的支持，减轻购房时的付款压力；二是在退休时得到一笔丰厚的公积金返还，在这个时候，住房公积金约等于过去银行推行的“零存整取”的储蓄，虽然带有一点强制性，但最终还是让职工得益的。

　　目前企业面临困难，需要各方出力共克时艰。政府已要求，即使企业为“抗疫”需要暂时未复工，仍需要向职工支付工资。政府提这种要求体现的是对职工利益的保障，即使在目前的困难时期，职工的利益也不能减损。既然如此，同样作为职工利益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当然也不应该取消。

　　需要警惕的是，每当市场出现为企业减负的呼声的时候，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声音总是会“应运而生”。为企业减负不能从减损职工利益这个角度来入手，而是应该更多地要求政府大幅度地减低企业的税收。去年我国曾推行过规模较大的为企业减税，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已经使去年减税的效果大打折扣，就目前来说，更需要呼吁的是政府更大规模地减税，以减少政府收入来为企业减负，而不是以减少职工利益来为企业减负。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382亿元，年增长3.8%。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57992亿元，年增长1%，非税收入32390亿元，年增长20.2%。令人惊讶的是，即使经历了去年的大规模减税，全国税收收入仍有增长，可见我国企业的税负仍然不轻。通过近几年连续的财政收入高增长，我国政府已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基础，面临疫情造成的困难，政府推行大规模的轻徭薄赋，切实为企业减负，并不会对政府的财政运筹造成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