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邱泽奇，在北京大学工作，听了各位的发言，非常受启发。

2016年，以“江村调查”80周年为契机，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活动在吴江举办了两场，在上海、北京等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形式的学术性纪念活动。因为要上课，我没有机会去交流和学习，颇感遗憾。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满足了我的一个心愿。谨此，非常感谢活动主办方的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对纪念先生的事儿，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深切地理解，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先生是对先生的尊重，也是对先生遗产继承的一种形式。当人们对先生的作品进行解读，对先生的事业进行评价时，我一直在傻乎乎地在琢磨一个问题：假如先生还在，他会希望我们怎么纪念他呢？

这个疑问不只是今天有、今年有，从先生离开我们的那一刻，其实就有了。先生离开的时刻，张荣华老师和我都站在先生的床前，那情景，即使过去了十年，在脑海里依然清晰可见。在那个情景里，依我愚见，先生是带着想法离我们而去的。

在先生病重的那段时间里，承蒙张老师关照，我去看先生的时间比较多。先生可以说的时候，也跟我说一段，有长有短。说他对世界的观察，对中国的观察，说他自己的思考。我时常在想，如果先生没有走，他会跟我说什么？他会说小邱应该干点什么呢？

回应这个情境，我分享三点：第一，先生的一辈子；第二，先生的精神遗产；第三，让遗产发扬光大。

 
先生的一辈子

先生的一辈子，经历了三个社会形态。

第一个社会形态是晚清帝制到民国的过渡。先生出生在晚清帝制解体时期。

2001年5月，电视剧《大宅门》的热播勾起了先生对家事的记忆，那是一种遗憾式的回忆。在我的观察中，那遗憾是复杂的，内涵了多种形态和内容。

更大的遗憾是我的过错，一个无法挽回的过错。

2001年5月间我去看先生，先生问：

“小邱你最近忙不忙？”

“还行”，我说。我以为这是我们之间平常的沟通。

他说：“我们做一件事。你每周抽一个下午到我这里来，只要我在北京，我就给你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我们弄一个小宅门。”

当时，我把这个事儿汇报给了张荣华老师。

张老师说：“他说弄，你就去弄。”

我认真准备了录音机、磁带和记录本。那个时候，还没有数码录音机，磁带式录音机是最常见的设备。

我去了两次。先生从他们家祖上讲起，讲到了自己的出生。

之后，因为评职称等俗事的压力，要上课，又要做课题，眼前的利益让原本俗世的我没有完成与先生的约定，做了两次，就没再做下去了。由此，变成了一个我无法弥补的遗憾。

自从成为了先生的学生之后，在与先生密切交流的六七年中，先生零零星星地说过一些，让我有机会了解他的家事。先生的父母都是有长远的眼光的人士，关注中国的大事儿，其中一件是教育。

在清后期，先生父母两家都是吴江县同里镇的望族。到晚清，家道中落。尽管如此，先生的父亲也曾留学日本，且双亲一生致力于教育，母亲还在吴江县创办新学。

先生就是帝制的解体声中出生的。

第二个社会形态是民国时期。先生成长在民国时期。

受父母鼓励新学的影响，先生在初高中时期就参与新式活动，甚至参与罢课和学生运动；到燕京大学时期，在众多新思潮的影响下，渐渐明确了自己的志向。及至留学英国前夕，在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受其姐姐费达生的影响便更加明确他后来一再重申的理想——志在富民。

在中国社会的混乱时期，在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促即发的关头，先生非常鲜明地表达过自己对民国政府的不满，用时新的话语说，先生也曾经是有名的“愤青”。这里有一个场景：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参加了在西南联大民主草坪的六千人反内战集会。先生在演讲时却突然想起了枪声，但先生没有停止演讲，而是以更加激昂呼喊面对，“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

枪声是先生成长的又一次经历。自此以后，他改变了自己关注社会、贡献社会的方式。他曾经跟我说，原来我们只知道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经过那件事情之后，我还有一个体会，那就是，不仅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更重要的是还要保留自己说话的权利。

先生的文风从此有了大的转折，从犀利如箭转向了绵柔如丝，可观点却从来没变。

第三个社会形态是共和国时期。先生生命的灰暗与光辉都发生在这个形态中。

对社会科学的学者而言，40岁是学术的黄金年龄的起点，不仅有知识的积累，更有在阅历中沉淀的对社会的体验与感悟。在一个本可以为社会做更多贡献的年龄段，先生再次遭遇了他人生的灰暗。1957年的反右直接剥夺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如果我们把20世纪40年代看着是先生学术活动的第一个光辉时期的话，那么，文革结束之后，先生年近70岁时再次迎来了他学术生命的又一个光辉时期，先生曾经戏虐地称之为“十块钱”，即他期待从70岁能活过80岁。尽管80岁左右先生曾经再次经历了一些波折，先生努力依然让学术生命旺盛，延寿到95岁。

 
先生的精神遗产

在95个风雨春秋中，先生对三个社会形态的体验和感悟让他有着远远超出常人看待自己、看待社会、看待世界的眼界与境界，这是时间赋予他的财富，也是他智慧的必然，构成了孕育他学术贡献的精神遗产。

第一是对中国社会的情怀。在三个社会形态中，他在经历过家道衰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又内战、社会混乱、思想混乱等一系列复杂事情之后，依然对中国社会充满激情，依然对国家充满期望。因为他深知，没有国，哪有家。社会精英们可以满世界地奔走、移民，咱的衣食父母呢？他们的家依靠着这个国呢，他们的生活依靠着这个社会呢！他深知，中国知识人的价值不是让自己丰衣足食，而是让普罗大众安居乐业。没有对中国社会的这份情怀，一个人，在经历了如此颠簸的人生之路之后，是很难有这份坚持的。

我们正在经历人生中多变复杂的社会变迁，先生对社会的这份情怀是我们坚守自己，保持知识人本色，勿忘知识人价值的最大遗憾。

第二是对学术主题的忠诚。自先生20世纪30年代立志为治愈中国贫困之病始，一辈子都在做一个主题的研究，那就是“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发展、民众的发展，区域的发展、中国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志在富民”。从最早的瑶山调查，江村调查，民族调查，到后来走遍中国的“行行重行行”，他的一辈子，没有离开“发展”这个主题。

1991年7月他以“志在富民”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回顾了自己一个甲子的学术生涯后说，“在21世纪，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如何全盘安排，眼光不能太小，要扩大一些，要联系到整个世界地变化来部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知识人，“我们要用知识推动社会的前进”，“出主意、想办法、做实事、做好事”，是做人的道理，“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的事，每个人都做，就能起大作用，大作用要从小事做起”。

第三是对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结合的追求。自从与同门师兄弟Edmund Leach就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战开始，先生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研究方法的探索与追求，从案例研究到类型比较研究，先生追寻不仅是积累人类社会知识的方法，更是获取研究方法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

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先生对Leach的科学态度给予了极高赞誉，“熟悉他的人都会赞赏他这种不与人苟同、特别是对他的师友不轻易附和的为学作风”，“辩论出自意见不一致，结果也许并不一定导致认同，但至少可以使双方都看清楚意见不同的来源，而达到相互的认可”。

在这篇文章，先生通过与Leach的书面对话，详细陈述了他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并通过对自己一生“志向”的反复强调指出了科学精神的实质是人文关怀，是对自己同胞生活的关注，是对自己国家发展的关注。

或许正是这种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让先生在自己的主题中提出了单纯依靠科学精神或人文关怀无法发现的现象和问题，譬如结合各地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中国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空间，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等，再如长江三角洲发展区、珠江三角洲发展区、环渤海发展区、黄河中上游发展区、东北图们江发展区、沿长江经济带等，还如边区发展、民族发展、人口极少民族发展等。

让遗产发扬光大

回到主题上，如果先生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和我们聊天，他希望我们讨论什么呢？

我想他可能希望我们这些弟子不仅是有他名分的学生，更是有他精神的弟子，尤其是对社会依然保持一份情怀。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直到当下，似乎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把自己组织起来方式。这也是先生晚年，尤其是2000年以后最关注的一个议题。

先生行动不大方便以后，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趟先生家，一个月两三趟也是有的。我观察到，越是到晚年，先生的笔越勤。他不断写东西，也没打算去发表，我就帮他编。为了编好，我跟他请教，我说您现在90岁了，把这些文字用一个主题归纳起来，叫《九十新语》行不行？他说，行，就叫这个。他2000年以后写的东西，基本上都收在《九十新语》的工作论文里。

在《九十新语》里，他重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就是文化自觉，与之前的议题，中国人富了怎么办，相辅相成，也是四美框架之后的发展。我这里不重复先生的观点，对文化自觉有兴趣的，可以读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开篇有一个序言，更值得认真读。还有先生2003年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文化自觉的确是人类社会当下面对的最急迫的议题。英国的脱欧，特朗普的当选，2017年勒庞在法国也可能当选，整个欧洲的向右转、伊斯兰化，这是我们看得见的现象。处在这个现象的风暴眼中，我们才明确地发现先生当年的担心正逐步显现出来。

人类社会有着上万年的文明史，即使从栽培植物、驯养动物算起也有七八千年的文明史，可是直到当下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合适的组织人类自己的方式，先生的四美框架或许正是看到了人类努力的艰难性，也是基于对艰难性的关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照，才提供了一个人类社会自我组织的思想基础。

当您不理解别人的时候，您先想一想别人怎么理解您。我想，这是中国人对待他人的方式，也是希望他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讲的是我们处在不同阶段时，怎么对待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等等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分析的框架，她不是简单四句话，而是人类如何能够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分析框架。

如果我们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的情怀，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还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情怀，我们便需要继承先生的遗产，在探索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继续努力。我相信，人类如何认识各自的价值和他人的价值，做到相互包容和相互欣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亨廷顿看到了冲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看到和谐、寻找和谐、保持和谐！杀戮不应该成为人类的唯一标记。

冲突给当今社会带来麻烦才刚刚显现，美国的问题刚刚破壁，欧洲的困难也才刚刚开始。一周多以前在德国，跟德国的一个高层智库研讨。我有意抛出一个问题，得到的反馈恰好验证了我的观察。

我说，我们身在东方，对西方也有担心，尤其是德国。中东的难民，叙利亚的难民大量涌向西方。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口在法国造成的影响。德国在接受中东难民时，有没有想过在20年以后，在本地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1.02的条件下，你们将会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今天德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如果20年以后60%以上的人口是信奉伊斯兰的，你们会如何对待他人？

德国人非常讲政治，立马转换话题，绝不谈这个议题。在他们那里。谈这个议题叫政治错误，就像是在美国讨论种族议题一样。

这就证明了我的观察，他们不是不关心这个议题，是没法在公开场合谈论。

由此，我认为，人类如何组织自己，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还需要我们这一辈人尤其在座很多的年轻人继续探讨。身在中国，对这个议题的探讨需要跳出先生当年的框架，尤其是他早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框架，关注人类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命运一体。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先生晚年提出了文化自觉，也提出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叫四美框架，只是这项工作远没有结束。

第二，依然保持对发展主题的忠诚。“发展”是先生一辈子努力追求的目标，不是追求他自己的发展，而是追求中国的发展，追求人类社会的发展。晚年他讨论的文化自觉，很明确地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如何友好相处、和平相处、并且相互欣赏。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发展”作为主题，也是在发展的。发展议题当下面对的情境与先生当年面对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还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譬如在互联网技术运用的某些方面甚至超出了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5年底，世界上还有近70%的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而中国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以家庭计算，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到2016年7月止，互联网用户总量7.1亿，有10.5亿手机用户，基本上，每个人手里都联着互联网。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们有大约3%的地区网络信号不太好。

在这里，我提供一个对比。上个月，我在柏林发现，一家四星级酒店的手机信号是4G的，到大街上，就变成了3G信号。我跟德国的朋友开玩笑说，柏林大街上的网络信号和西藏某个牧区网络信号一样。当然，这是阶段性问题。基础设置的建设与更新，总有一个迭代过程，特朗普如果把美国的基础设施更新一遍，肯定会比中国还好，这是一定的。

我想说的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对社会的影响才刚开始。先生在的那会儿，可能不会研究互联网，那时候互联网技术应用还非常有限。可是，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研究。互联网技术应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和支持力量，如果先生在的话，可能希望我们好好关注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对中国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互联网技术应用并没有抹平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带来更加平等的发展机遇。我做过一系列的研究，结论是互联网技术应用在扩大各地不同人群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我们的发展机会差距。

第三，如果先生在，可能还希望我们保持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的追求。刚才包智明教授花了一段时间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先生在探讨中国社会时使用的方法，尤其是介绍了当年跟Leach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在人类学界堪称经典。

我认为，对研究方法的探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远没有停止。如果把包教授的讨论用做一个归纳，我宁愿把先生运用的叫做“案例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不在于把研究对象分作多少类，而在于研究变量的变异性和搜集到的数据能不能满足变异性要求，即“信息饱和性”。如果满足信息饱和性，无所谓个案和扩展个案。个案或扩展个案是过去时代的概念，新的话语可以叫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是通过案例主要研究变量的饱和信息，案例的多少取决于对研究变量信息饱和性满足的程度。以先生的江村经济为例，主要变量是影响人们生计方式的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粗放地分类，就是三类：人多地少、人地相当、人少地多。如果知道这一点，理论上，只需要三个对应分类的案例就足矣。因此，主要变量的变异性是重要的，对变异性的覆盖和对变异性的处理是科学问题。对科学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如果希望覆盖变异性，需要几个案例？其实，方法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思维的转换，是把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的思维转换。当我们掌握了大数据以后，对科学问题的回答就更容易、更精准了，可是对人文关怀的内化，却需要一个长久的、自觉的过程。

现在大家坐在这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有的人还拿着录音笔，我端着电脑，还有无线网络，所有的信息基本上都记在服务器上，怎么利用这些信息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除了科学精神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的问题，是如何让技术红利能过惠及大多数人群的问题。

很坦率的告诉大家，就目前而言，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这个时代已经被甩在了后面。大多数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议题，至少从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从已经提出理论和表达的观点来看，被时代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我们还陷在工业化时代的议题中，譬如工业化、城市化、GDP等。

面对新的时代，提出有意义问题的主要不是社会科学家，而是网络科学家。网络科学家运用社会科学既有的积累，运用他们掌握的科学工具和方法在探索人类社会的规律，在提倡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譬如对“小世界”的证明，对“情绪传染”对探索，对“观点自守”对分析，对“数字鸿沟”，对“社会形成”逻辑的检验等，这些都不是社会学家干的，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而是网络科学家干的。

如果老先生在，肯定会说，你赶紧去学新的技术，去跟网络科学家合作。是的，我们有很好的社会科学训练，有很浓烈的人文关怀。可是，这是一个仅有情怀已经远远不够的时代，我们需要技术训练，即使我们不能使用技术，至少也应该懂得技术，懂得如何与网络科学家合作。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结合上的探索应该打开大门。

对先生的纪念，绝不意味着对先生遗产的占有，而是应该把它贡献出来让所有人分享，尤其是与不同学科的人分享。吸引他们来和我们共同工作，把人类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的建设推向前进。

因此，我认为，对人文关怀与科学精神的结合，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仅有人文关怀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本质的。我认为，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让我们的责任与能力与时俱进。我相信，如果先生在，一定会推着我们跟上时代的步伐的。我记得，1997年我离开中国出去了一段时间。当时，先生非常高兴。我去的地方，是他曾经去过的地方。他花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给我写了一幅字，抄黄景仁的一首诗《太白墓》。他说，这首诗中的一句话，你千万要记住，“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濛借君手。”告诫我，要坚持对社会的理解于不懈，要坚持不懈地与时俱进，与社会共同发展，我想这是他对我们最直接的要求。

如果我们真的要好好地纪念他，那就谨记他的教诲，不仅不能被时代抛弃，而应该站在时代的前面，站在人类社会的前面，要真正对社会有所理解，对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