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发展滞后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如何治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形态，在观念、理论、组织和方法方面，已经出现了全方位的严峻挑战，但有关的理念更新及知识准备仍十分有限。有鉴于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发展中的治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界同仁于2018年5月26-27日相聚北京大学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本次与会的嘉宾包括徐勇、曹正汉、吴忠民、朱苏力、李连江、刘守英、应星、张静、周雪光、郭志刚、李向平、朱维群、陈介玄、刘世定、邱泽奇、司晓（按发言顺序排列）。
 

图1：与会嘉宾合影

本次研讨会于5月2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报告厅开幕并于当天下午举办了两场圆桌会议。首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致开幕辞。张静教授在简短扼要的开幕词中对各位嘉宾和同仁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并提出新时期的社会治理理念、组织、方法等方面面临严峻挑战的核心观点。

图2：张静教授致辞
 
第一场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国家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为引言人，浙江大学曹正汉教授、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为发言人。徐勇教授认为，中西文明存在着一个“大分源”。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如海洋、商业、城市导致西方文明的个性是血缘关系与公共事务的分离，而在中国文明的核心要素诸如农业、乡村则使得中国文明的血缘关系与公共事务没有完全割裂开来。从宗法制国家到帝制国家再到政党制国家的演变实际上延续了家国一体的格局，都将血缘关系延伸到了国家治理之中。但他也强调，在中国文明内部也有家国分裂的一面。
 

图3：圆桌会议一
 
曹正汉教授指出，中国体制从天下到国家的现代转型遇到两个根本冲突。第一个是国家统治和公共事务治理的冲突。国家统治和公共事务治理都需要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但二者所考虑的原则有所差异。国家统治所考虑的主要原则是维稳，但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上应当考虑的主要原则是效率与满意度。第二个是政权建设与国民共同体建设的冲突。这两者冲突主要表现在目标的冲突上，政权建设的目标是一个加强统治能力的集权过程，而国民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则是一个目标多元、自我认同、责任担当和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曹正汉教授强调认识这两个冲突是认识中国转型、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关键。
 
朱苏力教授从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次提出了一个理解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思路。从历史中国来说，所谓齐家，是在村落共同体中将治理问题交给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民间习俗来解决。所谓治国，是选拔精英人才治理国家，保证农耕文明的稳定。而所谓平天下则是对非农耕区的治理，一方面推广农耕以广中国，另一方面采取夷人治夷或改土归流的策略。而在当下中国来说，所谓齐家，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向下渗透，最终能够将农民组织起来的问题。而所谓治国则是要在政治控制体系和意识形态宣传之外建立强有力的工业基础和知识基础的问题。所谓平天下则是民族区域自治、港澳台问题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往来，以及一带一路之下中国国家治理议题的扩大。
 
吴忠民教授分析了妥协行为何以逐渐成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常态现象。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加强使得民众意识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联进而更愿意妥协；第三，民众理性化程度的提高；第四，现代社会的发展为妥协协商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工具和渠道。
 
之后的提问环节，大家就协商机制的建立、流官制与反腐败之关联、统治与治理之关系、协商与维稳思维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二场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引言人是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发言人是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英教授和北京大学张静教授。李连江教授由治理理论的循环悖论和秩序的正当性何在发问，兼以移民上访问题、地权确定性问题以及大学生村官问题分别请教三位教授而引出本场讨论。
 

图4：圆桌会议二
 
应星教授率先发言，他首先澄清治理概念，认为治理与统治虽然相对，却也相互渗透。接着应星教授勾勒了五条理解治理的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建国以来的总体性治理到1978年以后的治理简化再到2008年以后通过技术、网络、大数据等建立起来的更加精细化的治理。第二条线索，是将人事和人口作为对象来理解治理。第三条线索是从基层政权“不堪重负”到基层政权“悬浮”这样的“轻重”变化来理解治理。第四条线索是将发展与维稳视为治理的前轮与后轮来分析治理。第五条线索则是强调当下的治理研究应该深入到历史中去。
 
刘守英教授从中日乡村社会之差异入手，引出了地权复杂性的叙述。接着刘守英教授发表了他对于中国乡村问题的若干基本见解。他认为需要从两个维度重新评估中国乡村，第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维度，第二，从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造的维度。刘守英教授认为，中国真假转型的关键在农村而不是城市。刘守英观察到，农二代与农一代存在巨大差别，农二代基本不参加农业劳动，他们回流也是“落城不落村”。刘守英教授还指出，农村非正式制度对村庄的长期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张静教授首先指出，治理并非仅仅是个技术问题，其背后的关键是基础性的关系配置和平衡的问题，研究新时期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认真思考社会平衡结构和机制上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出现了大量体制外人口——调查表明，82%的人处于体制外——形成了社会组织化关系的两种结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相比较，组织的基本运行逻辑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组织和个人的关系等方面二者完全不同。而我们的社会治理理念、组织、方法主要还是从1949年的体制内传统而来。体制外的人口则没有利益组织化通道，无法与中心体制建立关联，这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也是当前治理效率低下，社会冲突频发的制度性原因。
 
之后的提问环节，大家就农民性的消失、“体制内”“体制外”之概念辨析、治理与交易成本理论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下午五点整，两场圆桌会议顺利结束，会场响起热烈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