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学界对于数字技术影响劳动者的讨论，可分为数字技术应用导致劳动者“去技能化”和劳动者“再技能化”两类观点。从学界的争论出发，将劳动者数字技能转变视作数字技术影响的表现，通过引入“工作普惠”概念，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数据，分析劳动者数字技能水平与其工作获得、工作收入和工作自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技能的普及缩小了数字鸿沟。掌握数字技能有助于劳动者获得工作和更多的工作收入，并提高其工作自主性，实现工作普惠。此外，数字技能也使工作更具包容性，有利于弱势劳动者群体融入主流工作体系。同时，揭示了不同类型数字技能对实现工作普惠的不同作

从先成家后立业到先立业后成家的转变是我国青年向成年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趋势，这种转变敦促我们重新审视初婚时间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已有关于教育和工作如何影响初婚时间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初婚时间的早晚效应，这种解释遮蔽了其影响初婚时间的快慢效应。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２０１８ 年数据，使用离散型事件史分析方法，将风险期起点从 １５ 岁生理性成熟变为获得初职时间，考察教育和工作类型对于初婚时间快慢的影响发现，教育和工作类型会对个体初婚时间的快慢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进入初婚越快；相比于个体工作，体制内工作者进入初婚越快。 这种作用在不同性别、初婚队列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了以风险治理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欧盟是数字规制创新的开拓者。本文基于“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等数据，刻画了欧洲 28 国在数字风险治理领域的法律规制异同，并对影响规制异同的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安全与发展是各国数字风险治理的一体两面，即便有欧盟上位法的约束，各国的数字风控规制依然呈现出“同中有异”的复杂格局。同时，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治理实践驱动了数字风控规制的形成，而规范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造成了制度形成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异步困境”，并导致工业时代治理典范的“祛魅”和“规范性力量”的衰落，各国的数字规制发展更多表现为一种务实的试错性实践。

文章基于多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分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并从性别、地区、城乡、家庭四个维度剖析健康不平等的主要特征。 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较差但略有改善；患慢性病率达七成且共病特征明显；ＡＤＬ失能率稳定在 １３％ 左右，但 ＩＡＤＬ 失能率提高；男性、城镇、有配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更好；健康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扩大，地区差异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当前，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低、村居基础设施落后、医疗资源城乡配置非均衡、家庭照料功能弱化以及预防性保健不足是制约老龄健康发展的重点因素。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迈入社会应用阶段，引发各领域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在学术领域，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革命中计量技术带来的震动，其中，对文科的影响尤其具有颠覆性。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里，文科是整体性学术在科学革命里的剩余，其中人文学科还带着整体性学术的特征。在技术发展的脉络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具有充分共识的概念，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均指向对人类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延展和替代。人工智能对学术领域的影响产生了学术智能，其中理科智能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文科智能将会与理科智能殊途同归，文科的未来终将通过人机互生的知识创新与积累而成为人类日常需求的知识源。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

作为高密度人口栖息地、资源消费的节点空间、知识 / 技术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当代全球空间等级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态—结构角色，行使着多重战略功能。通过强大的治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供给、合理有效的政策体系的建构，以及人类积极动机下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预见很多城市都可以完成它被期待行使的上述多重战略功能。当然，当城市成为各类风险、威胁和发展障碍联合冲击的对象并且此类冲击隐含着城市居民、地方性社会和整个城市能动性体系的巨大福利损失时，一般就认为城市处于一种脆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