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其中，社会参与关系到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研究基于2020年CLASS数据，采取了Logistic回归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方法，量化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存在家庭支持网络、老化态度和社会适应的多重中介效应。研究认为，不但应建构立足社区的老年社会参与平台，还应在全社会贯彻积极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共同推动老年友好社会的形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布标志着人工智能迈入社会应用阶段，引发各领域对人工智能影响的讨论。在学术领域，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革命中计量技术带来的震动，其中，对文科的影响尤其具有颠覆性。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里，文科是整体性学术在科学革命里的剩余，其中人文学科还带着整体性学术的特征。在技术发展的脉络里，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具有充分共识的概念，可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均指向对人类思维与行动能力的延展和替代。人工智能对学术领域的影响产生了学术智能，其中理科智能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路径，文科智能将会与理科智能殊途同归，文科的未来终将通过人机互生的知识创新与积累而成为人类日常需求的知识源。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 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作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股份制”改革看似给乡村社会带来了颇具内在矛盾的多重影响，实则在具体社会情境下，与其他宏观结构因素一起，共同导向了城镇化这一后果。在郊区农村，这项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农民－农村关系的“金融化”转型，使农民的集体权益脱嵌于其对村集体的行政依附，为他们的城镇化迁移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 另一方面，农村股份制隐含的独立法人资格为村集体强化组织能动性提供了制度支撑，而股息分红的压力也使得这一类城市周边农村成为专注于土地经营的市场法人主体，嵌入当地土地城镇化的实场域中。由此，郊区农村股份化成了城镇化机制的一部分。来自农村一端对城镇化机制的能动塑造也启发我们去反思城镇化研究中的过度“城市中心主义”

取向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

作为高密度人口栖息地、资源消费的节点空间、知识 / 技术的创新中心，城市在当代全球空间等级制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生态—结构角色，行使着多重战略功能。通过强大的治理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的供给、合理有效的政策体系的建构，以及人类积极动机下协调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预见很多城市都可以完成它被期待行使的上述多重战略功能。当然，当城市成为各类风险、威胁和发展障碍联合冲击的对象并且此类冲击隐含着城市居民、地方性社会和整个城市能动性体系的巨大福利损失时，一般就认为城市处于一种脆弱状态。

印度、中国、美国是世界前三位人口大国，也是彼此相互竞争的人口大国。文章从长时段考察 21 世纪中、美、印三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基本变化趋势，发现美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呈现“稳定持续型”，印度则是“壮大发展型”，其变化都将继续支持和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呈“缩减衰落型”，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朝着迅速减弱人口实力和国家实力的轨迹方向发展。对此，文章提出要优化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从百年千年大计的战略高度把“人口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之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以观念转变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具体而言，亟须提升生育水平，全面落实各项配套政策；提高新生劳动力质量，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宏观背景下，老龄公共政策是指国家或地方针对老年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所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总和。 老龄公共政策通常应以老年群体的人口特征及其相应需求为依据而制定和实施。当下，中国老龄社会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特征，突出表现在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老年女性较高的独居概率、较低的经济独立性与较差的健康状况，及其在城乡和年龄维度上的内部分化。 然而，相应的老龄公共政策却未对老年群体的性别差异予以充分重视。 研究发现，老龄政策中的性别视角较为有限，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关注不够，且重效率而轻公平。 本研究提出了基于性别公平视角的老龄公共政策评估分析框架，从老年人口生活现状中的性别因素出发，通过考察为老服务、养老保障和老年医保三大领域，探究了老龄公共政策在性别公平方面的突出挑战及其成因。 当前，中国老龄政策体系面临着养老照料不充分、经济保障不到位、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现实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化，以性别公平视角推动老龄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将有助于改善老年女性的现实处境，并促进性别平等。

中国于 2022 年首次在正常发展时期出现人口负增长，预计 2020—2060 年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整体呈下降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老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将对人力资本存量产生负面影响。2020—2040 年，预计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有一定增长。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劳动适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提高了人均人力资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规模缩减和年龄结构老化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负面影响；其二，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在 2040 年前后仍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他们庞大的规模和较高的学历构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坚实基础。但随着这批人在 2040—2050 年步入退休高峰期，人力资本存量将急剧下降，2050—2060 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将继续回落。今后 20 年是抑制未来人力资本存量锐减的重要机会窗口，要努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以回应西方学者Adrian

基于 HAPC-CCＲEM 模型，本文使用 CFPS 2010—2020 年数据，从动态视角和交叉视角分析了中国成年人抑郁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别上存在分化，且随着年龄增长和时期发展不断扩大，在出生队列上出现“奇异值”和复杂变动。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别交叉结构上存在分化，教育对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明显，但这种效应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减弱; 从时期来看，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在各教育组人群中保持稳定; 从出生队列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别差异持续存在。

认知域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学术概念，而是围绕人类认知探索而形成的多学科领域。基于多学科探索实践的交集，我们认为，认知域的焦点集中在信息获取、信息加工、认知形成和认知影响等四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历史与现实的实践形成了两个极值：面向熟悉场景的习以为常的模式化认知和面向陌生场景的心随境转的非模式化认知。以连接泛在为前提，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变化，推动认知场景向始终陌生化的方向发展，使非模式化认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又与认知科学快速互动，产生了与人类认知互生的机器智能，既给增强人类认知提供了支撑，又给干预人类认知提供了机会，直接带来了人类认知独立性的失效，使以认知影响为目标的认知域成为科学竞争的最前沿、大国博弈的新舞台。

如何将青年人纳入到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从而完成世代的更替，是从前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全谱系社会形态的一个核心任务；而当代学术的关注焦点则在于：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结构性力量的约束、推动和形塑之下，来理解社会的这一核心任务。本文尝试以这一宏大学术议题为背景，讨论当代中国青年的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境遇：线下疏离、线上活跃。本文从地位获得和地位保卫理论出发，以当代中国青年相对局促的线下社会处境，与带有赋权含义的线上文化实践地位的对比为切入点，将网络话语权看作青年地位获得和地位维持的一个核心机制，由此解释这一看起来不一致的社会现象。文章最后给出了面向青年世代的网络舆论治理的三大原则——理解、承认和自制力的社会期待，以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代理人容纳（accommodating）青年世代的重要战术策略。

乡村智慧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一体化和城乡平等化的重要体现。本文在简要梳理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接触、适应并容纳互联网技术及其关联应用体系的社会过程之后，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术任务是揭示该过程在乡村生计体系、公共性建构、社会服务供给和社会整合等多重社会治理维度上提升乡村现代性所起的核心作用。通过概念界定、类型学建构和经验研究问题谱系的阐述，本文提出了关于乡村智慧治理的一个整合式研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