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6-27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发展中的治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界同仁相聚北京大学、探讨治理议题。在26日下午的“中国国家治理”及“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两场圆桌会议之后，研究汇报和学术对话在当晚的“集体行动及其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两场分会议中继续进行。

以“集体行动及其治理”为主题的分会议分为两个半场，前半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朱晓阳教授主持，后半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刘能教授主持。六位代表的发言不仅包括小区业主集体维权、工资集体协商、庇护网络与暴力激化、健身气功的社会管理等问题中的社会治理，还涉及对“本体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ontology）”、“小民族”等学术概念的重新阐释和现实关照。

 
图1：分会议一代表合影

任克强（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基于实地考察获得的田野资料，探究了城市地区中产阶层集体行动的发生机制，概括得到了协同驱动的四重要素——伤害性体验、维权演练、业主精英的主导与动员、以及互联网使用。

林千翔（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在前后跨两年的工厂观察和访谈基础上，追踪和概括了该行业集体协商模式的演变过程、运作机制以及实际后果，并指出“工会对农民工的组织真空”、“农民工与企业主之间良性互动的缺乏”、“地方劳动部门的失能”使得劳资平等互利的协商难以实现。

王健（武汉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深入挖掘了印穆暴力冲突的资料后，认为在已有研究的精英主义视角、底层民众视角、和精英-民众互动视角之外，有必要增加一个全景式、动态化的理解——从对庇护网络跨时地的结构变迁的考察切入，分析庇护网络、身份动员与印穆暴力的三元互动。

朱晓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分析了当代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的一大关键词，即“本体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ontology），这与其在十多年前建议使用的“整体论”理解具有实质相似性。透过这一关键词，既可以分析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激化、强人长期执政等问题，也可以分析中国语境下从维稳到依法治国等系列问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云峰教授的合作者高晓蕾分享了对我国健身气功管理方式改革的研究。研究发现对体育领域放权改革的初衷，在实践中遭遇了几大难题：其一是从气功到健身气功的分类控制；其二是改革执行的倒三角结构和目标置换；其三是社团陷入资源依赖的困境。

何群（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基于对鄂伦春族及使路鄂温克族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分析和回应了费孝通对小民族问题的关注，并呼吁走进民族群体的生活世界，使得文化理解成为有效治理的进路。

在提问环节，老师同学们进一步就工资集体协商中的四方关系、小民族当代生计体系的变迁等提问题展开讨论。
 
在以 “基层社会治理”为主题的分会议二上，六位代表分别基于自身的个案调研经历，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可能出路，以回应当天下午学者们对这一主题的理论争论。分会议二同样分为两个半场。
 

图2：分会议二代表合影

前半场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熊跃根教授主持。

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率先发言，他在发言中认为在财政短缺与逆向软预算约束的限制下，基层政府得以将土地确权的财政负担转移到村一级的组织基础是项目制的实施，即前者利用“无条件的个体性项目”同村干部进行利益置换，使后者满足个人利益从而在村庄事务上让步，落实确权。

刘军强（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通过对华南某贫困县的调研，建构了政府、企业与农户在农村产业调整中的利益结构与互动策略，认为三方力量只遵循利己逻辑而缺乏合作预期的行动是农业产业扶贫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

郭占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将陕西省某县乡村组织再造的形式概括为“321”模式：“三线”指从党委、人大和政府出发的联系老百姓的三条道路，“两化”指治理的网络化和服务的精细化，“一平台”指村民自治大平台，以此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

之后的提问环节主要围绕扶贫政策评估、乡村组织成员特征、村级债务等问题展开，气氛热烈。

后半场由华中农业大学狄金华副教授主持。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将精准扶贫下的农村基层治理概括为“乱中有序”，即虽然制度情境会依势而变，但是社会政策执行中的“技术化运作”和“类别化机制”已然成为常规化的地方治理实践。此外，由于“国家在场”与“乡绅缺席”，精准扶贫中的干群关系问题持续发酵。

张岌（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指出地方政府社保基金的预算行为靠的是管理经验和公式运算而科学调查，因而会出现严重的“数字生产”问题，数字虚构化、保守化、政治化和块状管理下的预算数字碎片化导致了事权不匹配的制度困境。

沈煌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流行的“潜规则”进行了全面阐释，包括“潜规则”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形成过程、作用效应、影响因素和解决方法等内容。

之后的提问环节，与会人员就社区治理能力、精准扶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农民与国家关系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供稿：黄诗曼、李澄一    供图：宋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