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上午9点，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发展中的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B102报告厅继续进行，开展了最后两场圆桌会议。与会的嘉宾包括周雪光、郭志刚、李向平、朱维群、陈介玄、刘世定、邱泽奇、司晓、徐勇、曹正汉、李连江、吴忠民、张静等。围绕人口、宗教、族群等具体领域的治理实践和金融与技术带来的治理变革的前沿问题，会议展开了丰富而热烈的讨论。
 
第三场圆桌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治理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为引言人，北京大学郭志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朱维群主任为发言人。周雪光教授认为，一元化领导的国家在治理中的特点之一是各个领域尽管有自己的逻辑和规律，但互相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一元化领导和各领域的关系十分值得关注。在人口领域，政府严格推动的计划生育工作率先形成了一系列的做法、实践乃至制度，这些做法、实践乃至制度(如一票否决制)又会渗透和延伸到其他领域，影响其他领域的治理举措。在族群领域，许多统一的模式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地区也有落实，未来中央政府的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伸到边陲地区、边陲地区又如何影响中央政策的落实和制定，将成为中国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基础上，周雪光教授也进一步提出，类似的经验材料学界已经积累了许多，能否从中提炼出可以积累的知识、能否通过某种中介使得这些知识真正影响政策的制定过程，也许是值得学界下一步认真思索的问题。

（图1 第3场圆桌会议引言人周雪光教授发言）
 
郭志刚教授指出，计划生育从政策制定、管理服务到落实推行，各个层级的政府及社会组织都有涉及。总体而言，不断转变调整的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不稳定成为了人口领域治理实践的一个典型现象。据此，郭教授进一步梳理了不同时期生育率水平及相应的生育政策的变化过程，对2006年提出“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和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行等几个关键节点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2013年以后，在全国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人口政策也出现了松动。但与之前最明显的不同是，这一时期的政策松动并非来源于民间的推动而是中央的主导，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主动提出主管部门要调研和论证单独二孩等措施的可行性。从人口控制到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上的应对过程已经开始但还远没有结束，值得进一步关注。
 
李向平教授认为，宗教在我国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道德技术，其治理方针鲜明的表现出私人化与空间化两大特征。其基本动力机制是要维护“无恒产、有恒心”的统一认同，维护公共神圣性，实现以公控私。这使得宗教难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道德资源。中国的宗教治理方式不是在意民众的具体信仰，而是信仰的具体方式，根据国家治理的目标来进行对神圣资源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教治理体现出了神和圣、公共和私人、伦理、空间等一系列维度的分隔。李教授总结道，中国宗教治理的特色是继承了家国神圣的总体格局，其具体实践以价值共识作为背景，私人化但不多元化。
 
朱维群主任详细的介绍了我国民族领域治理的实际工作。他认为，我国在民族领域牢牢坚持了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自己国情的结合，探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未来解决民族工作复杂问题的基本走向，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朱维群主任也对城镇化进程、“一带一路”对沿经济带少数民族的发展、城市民族矛盾、少数民族教育等几个具体领域存在的工作经验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解读。
 
之后的提问环节，大家就城镇化对各个具体领域的影响、多元化发展大趋势与一元化领导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图2 第3场圆桌会议全景）

第四场圆桌会议的主题是“治理变革前沿”。引言人是台湾东海大学陈介玄教授，发言人是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北京大学邱泽奇教授和腾讯研究院司晓院长。陈介玄教授认为，过去社会学的知识系统及关于治理的相关讨论，对金融和技术这两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处理能力。他引用了Carruthers的研究，讲述了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开展的金融革命是如何带动整体性社会体制发生变化的。他认为，技术与金融对社会治理的冲击，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上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国家在治理中的边界、大型金融组织带来的治理平衡问题等。

（图3 第4场圆桌会议引言人陈介玄教授发言）

刘世定教授首先对概念做了严格的澄清和界定，说明自己使用的是合约视角下的治理概念，并且建立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结构变迁将会持续、信息和金融的半开放状态也将继续的假定上。他认为，金融技术革命体现为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和金融组织方式的多样化。金融资产超过实物资产数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可以观察到，这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化并产生了相应的治理问题。在通货膨胀与紧缩的问题上，关键是金融池的结构和边界治理；在财富分配的问题上，金融影响财富分配的具体机制以及与信息化的交织值得研究；在产权保护的问题上，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带来的掠夺之手危害以及电子货币带来的新问题需要关注。
 
邱泽奇教授指出，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重要张力，是信息技术的变化速度远大于人行为的变化速度和社会规则的变化速度，由此造成了现实生活领域和社会格局两个方面的治理问题。他进一步定义道，治理是一个达成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制，而当前的两个可能误区是将社会治理简单的等同于监控监管、对治理的具体过程（如谁来治理、怎么治理）缺乏关注。与传统的治理不同的是，中国目前过渡到了“场景治理”的阶段，其驱动因素是信息技术推动个体可以成为脱离社会支持的独立行动者，高度互联的世界也为每个个体提供了基本的行动舞台。这一基础社会事实的变化给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未来的关键在于，针对技术飞速发展造成的治理变局，能否出现新的社会规则、约定新的社会秩序来加以应对。
 
司晓院长首先从法律的角度，介绍了平台治理中因何要为第三方行为承担责任的几种相关理论。其次，他从政府公共服务的信息化、交通规划、犯罪等多个具体领域的相关实践介绍了技术和数据渗透进社会治理的新方式。司晓院长着重探讨了区块链这一去中心化的新技术对社会治理可能带来的改变。他提到，与政府既有的管理模式和议程规则不同，区块链时代的治理是嵌入于技术体系之中的，典型的变化是试图建构不再需要机构背书的新的信任体系。
 
之后的提问环节，大家就政府在新时代的治理角色、技术对治理主体的改变、治理中如何应对人和技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图4 第4场圆桌会议全景）

中午十二点整，两场圆桌会议顺利结束。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代表主办方，感谢了与会嘉宾和相关会务人员。他总结道，本次会议历时两个半天，举办了4场圆桌会议和2场分会议，针对“发展中的治理”这一议题进行了充分而富有开创性的学术交流和深入讨论，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相关领域的重要发展和中心举办的其他学术活动。本次会议到此为止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