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样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反哺，更是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呈现养老内容融合多样性、养老意识增强但行动较弱、养老投资选择多元性、银发经济政策红利提升养老金融意识、养老规划正被社会重大事件重塑等鲜明特征。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新时期和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累积性、滞后性、传导性、时空性、长周期性等鲜明特征，在人口数量安全、人口质量安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分布安全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风险和新挑战，其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率累积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人口高质量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把握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和人口风险动态预警体系，健全防范人口风险长效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人口安全道路，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人口治理体系革新，彰显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

基于人口基本国情和代际更替规律，人口规模巨大的青年生力军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所在。以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理论为逻辑起点，代际共融和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为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前进思路，其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青年及其发展，旨在针对青年成长轨迹中的阶段性规律、需求和优势，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青年发展政策。数智化时代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现象呼唤青年发展议题的多维建构，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新质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身心健康干预与管理、社会心态与文化观念、婚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支持、家庭备老和代际共融等现实议题。促进新时代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应以“引领、尊重、发展、服务、相信”青年为行动框架，加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导，优化青年优先发展战略规划，提升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口综合素质，丰富青年参与社会善治平台，完善全生命周期青年人口服务保障体系。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亟须调整， 需要在明确调查对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原则下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社会制度背景这三个统计口径的调整标准。 同时， 文章建议应加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研究。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统计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最后，文章强调必须重视并从根源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以期更贴现实地从总体角度描绘社会现实，解释社会现象，回答社会问题。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目标。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0 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代际转变。在“80 后”“90 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人口学研究的关注重点由以往的数量控制转向人口结构和质量议题。为加快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和强化学术自觉，中国人口学建设亟需新的学科革命，形成能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新人口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应以提振生育水平、积极老龄化、人口红利开发、城乡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人口治理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创新拓展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并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互动

在“反哺模式”的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下，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家庭观念转变，我国老年群体的居住安排偏好逐渐由与子女同住转向同住与就近居住并存。因此，进一步探讨可能影响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和就近居住两种主要居住意愿的因素有着明显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年龄、居住地、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统计学特征是老年群体居住安排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可及的社会保障类别和水平也对老年人居住意愿存在显著作用效应，自评健康良好、活动能力强、享受离退休金、社区养老服务保障高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与子女就近居住而非同住。上述研究结论对养老政策的精准触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即应针对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需求，实施分门别类的居家养老政策。

以 1982—2020 年间历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发展特征与趋势，讨论了教育发展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在规模、结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上，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持续改善；人口受教育水平仍呈现为“东强西弱”的基本格局，其中大学教育人口比例的区域差异正在快速扩大；支撑未来发展的人口禀赋条件存在区域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应当综合考虑人口受教育结构梯度合理性、教育质量提升、区域均衡性、城乡公平性等问题，发挥教育资源配置的人口聚集引导作用，积极促成人口合理布局。

为客观探讨我国中老年人体质指数( BMI) 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的影响，选取 2011 年和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ＲLS) 45 岁及其以上人群共 6175 案例，以 2011 － 2015 年 ADL 变化情况为因变量，BMI 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报经济状况、患慢病数量、吸烟、饮酒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 BMI 对 ADL 变化的影响机制。随后将 ADL 各项活动的变化情况作为因变量，明确 BMI 对 ADL 各项活动变化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较大、女性、未受正规教育、农业户口、经济水平贫困、患慢病数量较多的人容易出现活动能力恶化。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BMI 值对 ADL 变化具有显著影响，BMI 值每增大 1 个单位，ADL变差的概率相对于不变的概率增加 2． 3% ( ＲＲ 1． 023，CI1． 002 － 1． 045) ，更容易发生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而相对于正常体质，非正常体质( 偏瘦、超重和肥胖) 对 ADL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助力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其突出特征之一是百岁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特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利用 CLHLS 调查获得百岁老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基于 Cox 模型来筛选和确定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与普通老年人群体相比，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因素相对比较特殊，后者的风险最重要来自于其客观健康状况，健康状况越差的百岁老人，其死亡风险越高，而其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则并不十分明显；此外，性别以及现在是否抽烟对百岁老人的死亡风险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客观揭示了百岁老人死亡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降低百岁老人死亡风险，增强其健康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MP) 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 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 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 国”战略实施背景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和缩小国民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