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厘清老龄社会普遍存在的老年人“负担”论、老年就业“挤兑”论、老龄化“抑制”创新论、老龄社会代际“冲突”论等常见有关老龄社会的认知偏误。研究表明，老龄化并不只带来医疗、照护、养老等公共服务负担，也可通过发展银发经济等形成“长寿红利”。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国际经验，并不必然大幅“挤兑”年轻人就业。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没有确定结论，需要考虑发展阶段、创新类型、创新主体等因素。人口老龄化可能经由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公共决策倾向、价值观分歧等带来潜在的代际冲突，但这可通过社会共治机制和公共政策调节得以避免。同时，老龄社会治理本身还面临政府单一主体论、主管部门单一责任论、老年人单一利益相关者论、数字技术无关论等认知偏误挑战。积极应对老龄社会和老龄社会治理的认知挑战，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和全民共同参与。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越来越成为建立婚姻关系的重要基础。当前普遍存在的初婚推迟现象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了持续挑战。既有以初婚年龄考察教育水平提升与婚姻推迟间关系的研究存在忽视教育发展客观性和必然性、计量模型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无法解释教育对婚姻市场的实际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既没有为现代社会婚姻匹配机制提供强有力的经验证据，也难以客观反映中国教育发展与婚配市场的实际状况，需要重新审视教育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2010—2021年5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在实际初婚年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最高学历毕业时间作为观察时点，从“毕业-初婚间隔”维度探究高等教育带来的初婚自然推迟以外的社会经济净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剔除了上学的自然推迟之后，高等教育显著正向影响初婚风险，缩短毕业-初婚间隔，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上学的“禁闭效应”最终会转化为婚配市场中的社会经济优势效应、年龄追赶效应和同群社交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年轻人更快进入婚姻。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相对于专科和本科毕业生具有更明显的婚配优势。相对于女性，高等教育对

近年来，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生育保险制度作为中国式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基本的制度之一，能否有效减少育龄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进而提振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亟待实证检验。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Probit回归和工具变量方法展开分析，结果表明，生育保险能够显著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且在农村、东部地区、有工作、“体制外”就业的育龄女性中作用更为突出。下一步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应着重提高生育保险的待遇保障水平，扩大保险参保人群，提升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系统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筹划，形成对育龄人群的全面有效支撑。

在信息化与老龄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断深入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其中，短视频以便捷娱乐的鲜明特点得到了迅速推广，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然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一方面无差别地对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原有的不平等结构。因此，研究旨在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群体差异与作用机制。基于2023年全国代表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抽样查研究主要采用OLS回归模型分析了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联结的中介效应和孤独感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短视频使用频率越高，其生活满意度也越高。分群体来看，这种影响在中年群体和中老年女性中更为显著，但在老年群体和中老年男性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就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联结而非社会网络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就作用条件来看，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分别发挥了单一门槛效应。可以预见，推广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使用，将成为数字时代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工业化进程中的世界人口转变呈现出相似的轨迹。三次人口转变理论考察了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的特点、原因和影响，也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人类社会“三级两跳”中的“第一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中人口再生产模式的演变。人口转变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变迁，并深刻影响着国家与地区实力和世界竞争格局。当前我们正处在“第二跳”（从工业社会到智能社会）之中，人工智能时代开启，技术从对人类体力的替代转为对人类脑力的替代，将会对人类自身再生产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弥补、叠加和替代效应或将革命性地改变出生和死亡这两个人口转变要素，从而颠覆传统人口转变与人口变迁模式，塑造工业社会跃升智能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再转变。人口是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变量，面对未来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从长时段大视野出发，尽早预见和充分准备以应对科技巨变对人口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养老观念是一个慢变量。当代青年养老观念从养儿防老到多样自主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银发经济的新视角观察当代青年养老观念的新变化，不仅是为了分析青年对老年的孝道责任、赡养消费与照料关怀等代际反哺，更是从全人口结构勾勒与衡量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素养与成本效益。当代青年养老观念呈现养老内容融合多样性、养老意识增强但行动较弱、养老投资选择多元性、银发经济政策红利提升养老金融意识、养老规划正被社会重大事件重塑等鲜明特征。从银发经济的战略价值上看，做好青年群体养老规划，构建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养老福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全球人口发生重要转折的历史新时期和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累积性、滞后性、传导性、时空性、长周期性等鲜明特征，在人口数量安全、人口质量安全、人口结构安全、人口分布安全以及人口公共安全等方面都面临新风险和新挑战，其首要问题已经转变为持续超低生育率累积的长周期性人口负增长问题。维护和保障新时代国家人口安全，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人口高质量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战略新要求，增强全民人口风险意识，把握人口安全问题的次序性和优先性，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政策和人口风险动态预警体系，健全防范人口风险长效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人口安全道路，以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人口治理体系革新，彰显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责任担当。

基于人口基本国情和代际更替规律，人口规模巨大的青年生力军必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和关键所在。以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理论为逻辑起点，代际共融和积极青少年发展观为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提供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前进思路，其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人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审视青年及其发展，旨在针对青年成长轨迹中的阶段性规律、需求和优势，完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青年发展政策。数智化时代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现象呼唤青年发展议题的多维建构，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新质人才培养与教育改革、身心健康干预与管理、社会心态与文化观念、婚育观念转变与生育支持、家庭备老和代际共融等现实议题。促进新时代全生命周期青年发展，应以“引领、尊重、发展、服务、相信”青年为行动框架，加强政治引领和价值引导，优化青年优先发展战略规划，提升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口综合素质，丰富青年参与社会善治平台，完善全生命周期青年人口服务保障体系。

统计口径是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础与根本。 不同统计口径对应不同的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不同的样本结构。 以 “统计口径—总量结果” 为内在逻辑， 首先比较讨论普查视角下的三种口径， 以正确认识各统计口径的含义与特点； 继而利用第五、第六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重新估计不同统计口径下的迁移流动人口比例， 以真正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强度， 加深对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认识。 文章认为：户籍口径和出生地口径作为非时期指标具有时间累积效应， 五年前常住地口径存在混合样本属性和未包括县内迁移流动人口的低估问题等； 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口径能够合适准确地描述中国迁移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比例； 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的统计口径亟须调整， 需要在明确调查对象、 完备登记信息的原则下强调空间范围、 时间性以及中国社会制度背景这三个统计口径的调整标准。 同时， 文章建议应加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趋势研究。

本文利用仿真实验数据，讨论了样本结构偏离导致对线性回归和因果推断下的平均实验效应估计量的影响。文章认为，1）样本结构偏离是集合性的联合分布偏离，而非只是单变量分布的偏离；2） 非随机的样本结构性偏差主要表现在实验效应估计量、自身系数估计量、以及与之相关 （甚至无关） 的变量系数估计量三个方面；3） 因果推论视角下，样本结构偏离会导致实验效应估计量有偏；4） 分类变量的结构性偏差会随着与真实结构的距离增大而呈非线性加快扩大趋势，特别是对实验效应的估计；5） 统计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最后，文章强调必须重视并从根源上解决样本结构性偏差，以期更贴现实地从总体角度描绘社会现实，解释社会现象，回答社会问题。这应该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的目标。

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在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对于持续推进党的青年工作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及积极回应和满足青年发展需要，都具有重要作用。当下我国青年群体呈现出性别比失衡风险增加、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人口综合素质提高、网络使用率较高、职业发展更加多样、就业创业竞争压力较大等鲜明特征，需要重点关注青年的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职业发展与劳动权益保障、文化观念与社会心态、婚恋观与生育观、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等重大议题。在全面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应突出以人为本、规划引领、系统推进、突出主体、立足国情的思路，从营造良好氛围、优化顶层设计、构建保障体系、完善监测评价等领域着手，推动构建青年发展型社会。

基于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在描述中国各省区省际流出与流入人口年龄别流动率的基础上，结合聚类分析方法，类型化分析了中国 ３１ 个省区的年龄别流出率和年龄别流入率，并进一步结合各省总省际流入率与流出率综合性地提炼出五种类型。 分析结果表明，各省的省际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存在较大差异；四类流出模式和五类流入模式可以概括省际流动人口的年龄别流动率模式；结合各省总的流出率与流入率则可以将各省的年龄模式综合为五种类型。 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未来区域性人口预测的相关参数。 最后还提出了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定义问题、年龄模式的地域差异性反映了我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地区阶梯性，以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甚至中国人口问题）的地域差异性。

出生地信息是人口迁移研究中的重要信息之一，可用于判断终身迁移人口。 利用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时期－队列和省际差异为分析视角，从迁入与迁出两方面，描述了全国及各省份人口省际终身迁移的宏观水平、流向以及年龄模式的现状及变化。 研究发现，终身迁移是历史时期移民运动与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带有的历史印记会被当代趋势逐渐湮没，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终身迁移的空间分布在稳定中呈现出迁出地扩散和迁入地在集聚中扩散的特点；中国人口仍相对凝固；队列分析表明终身迁移具有时间累积效应，且与生命事件密切关联。 出生地信息具有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口径的研究视角，应加强迁移流空间扩散趋势、双向迁移流的存在条件与因果机制等研究

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其中，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关键性影响。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聚焦“为什么要生养子女”这一问题，考察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20 年（CFPS2020）的数据，本研究将生育动机划分为“低意愿与消极”“个体导向为主”“双导向情感型”“家庭导向为主”四类。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中国居民仍具有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但存在世代差异，且已发生根本性的代际转变。在“80 后”“90 后”中，以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逐渐丧失主导地位，个体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大幅度增加。另外，男性的生育动机比女性更加传统。随着出生世代的变化，男女在生育动机上的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本研究从教育获得变迁的角度对此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人口学研究的关注重点由以往的数量控制转向人口结构和质量议题。为加快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塑和强化学术自觉，中国人口学建设亟需新的学科革命，形成能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新人口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而言，应以提振生育水平、积极老龄化、人口红利开发、城乡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人口治理现实问题为导向，形成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学理论体系，创新拓展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并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