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及其发展前景为主要研究问题，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具体化为对其载体——海洋城市的讨论，对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定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国海洋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建设中国海洋城市进行讨论，提出了明确海洋城市的定位和制定中长期规划、培养海洋意识、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议。

文章以 2015 年小普查数据为基准，比较了 2015 年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调查地点下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反映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并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调查误差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分析表明: 流出地调查得到的年龄、婚姻和流动范围结构以及流入地调查得到的居住时间结构更接近小普查; 流入地调查中的女性人口以及流出地调查中的短期流动人口和男性人口可能被过度抽样; 两种调查都偏重于低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相对忽略了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从调查方法论角度看，不同的应答者是调查误差( 特别是测量误差) 的重要根源。除覆盖误差外，无应答误差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建议重视样本的结构性偏差对分析结果的潜在影响，以正确地使用调查数据。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 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 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 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 公共治理新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健康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于以往高龄老人病态状态压缩还是病态状态扩展的讨论，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出发，采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的多期数据，根据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ADL) 、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虚弱指数等六个涉及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指标，分析 1998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的变动过程。从时期角度来看，六个健康指标在较年轻的样本中与较早样本的指标仅有微小波动，总体上体现出测量的稳健性;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健康指标随着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 从队列角度来看，健康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病态状态扩展主要存在于较年轻队列的老年人，而较年长队列则更多体现为病态状态压缩。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目前，健康长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并且学界开始关注长寿时代高龄老人的健康指标变化特征及趋势。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生活福祉，利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数据，从队列的视角出发，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IADL) 、自评健康( SＲH) 、认知能力( MMSE) 、精神健康( MH) 、虚弱指数( FI) 六项指标来探究同一队列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91 ～ 106 岁的变化趋势) ，并比较9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与百岁老人之间的健康状况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虽然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群体中女性老人的比重大于男性，但男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女性老年人，在90 岁高龄老人到百岁老人的健康变化发展中，“选择性生存”效应明显。

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的现代化变迁和微观层面的父代资源、代际社会经济地位角度研究代际同住老年人家庭地位的影响因素，应用赫克曼定序 Probit 模型处理代际同住的样本选择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近半老年人对除自己开支外的家庭经济决策无权做主; 老年人家庭权力并未随着现代化发展持续降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其家庭权力反而高于农村和中西部老年人; 家庭权力在性别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老年人自身的物质和劳务资源以及相对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权力。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应完善老年社会支持体制，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代际文化，更加关注多重弱势叠加的老年人状况。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异地养老新方式顺应新时代社会转型需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异地养老经历了初步萌芽、持续推进、加速发展三大发展阶段，各地在政策与实践层面也先后进行探索。现阶段异地养老模式主要分为机构抱团疗养型、候鸟式安居养老型、季节性休闲度假型、互动式旅游养老型、移居探亲交友型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均有其独特优势和不足之处。由于养老政策统筹难度大、传统养老思想难冲破、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异地养老配套不完备等因素，异地养老遭遇发展瓶颈。但长远来看，异地养老模式的发展前景广阔，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政策与法律瓶颈，发展多样化异地养老服务，培育新型养老文化，搭建全国性异地养老服务平台，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精准定位，更加注重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防范预警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分析和logistic 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不同成长背景下的队列人群在养老责任观念上存在显差异，年老一代历经社会变迁和与子女分居的现实，逐渐接受非子女养老的形式，而年轻一代大多数依旧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 在控制人口变量后，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等可能对不同代际人群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方位了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与养老文化，有利于处理好传统文化对于养老照料的意义，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提供养老服务和保障，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