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社会福利的水平、构成和分配既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模式,也取决于经济的再分配模式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福利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和发展,而既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学划分,既不能完全涵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制度特征,也不能阐释非西方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体制内涵。因此,回顾和探究福利体制比较研究的源流与发展,发掘全球化时代福利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及其做出的调整和变革,对于推进福利体制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总体上社会发展平稳向好，但是也要看到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增，社会群体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预防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各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各地实际，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决策事项为重点，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运行的主要做法与运行成效，总结目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制机制的主要思路与政策框架，包括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明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精准定位，更加注重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保障机制，更加注重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防范预警机制。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 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从数据生产的过程入手，追溯统计数据造假现象的缘由。首先，误差扰动、接近值模拟和数据质量的资源投入水平，解释了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失真。其次，从统计作为一项国家事业发展演进的角度来说，国家能力和国家意图有时会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引发出制度诱导的造假行为。第三，从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过程来看，当违法收益显著高于违法成本时，数据造假现象就成了经济领域中最常见的越轨行为之一。治理数据造假的潜力也和个体的动机和理性计算直接相关: 当我们把纯粹物质性的理性计算模型扩展到纳入社会成本和群体动力机制之后将会发现，社会交往网络和同伴群体内部伦理声誉的受损，将会比物质违法成本的提高更能约束数据造假行为。最后，本文还讨论了数据造假问题的直接伦理损失和技术在治理数据造假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两面性。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讨论地方金融治理中的风险分担规则不确定问题，即有关金融交易风险由谁分担、如何分担和分担依据等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为什么难以确定。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制度矛盾是微观层面规则不确定的结构性根源。制度矛盾通过思想观念和物质利益两个层面，赋予微观行动者具有冲突性的合法性理据和利益驱动力，诱发投资者、地方政府、中介机构之间关于风险分担规则的规范博弈与利益博弈，导致风险自担规则与风险共担规则的竞争格局；博弈过程中，多重合法性宣称以及多重角力机制的搭配组合，使得实际运行的风险分担规则呈现出不确定状态。

人类政治史可浓缩为三种继替模式: 专制政治、解放政治和认同政治。认同政治的勃兴仰仗系列的思想史条件，如个体、自我和同一性/认同观念的涌现。认同政治历经承认政治、本真承认政治和本真分类政治，其标志依次是“为承认而斗争”“为本真承认而斗争”，以及“为本真分类而斗争”。认同政治期许在暴力革命的方案之外，直面强权 － 资本场对生命体的钳制和霸凌。其目标指向本真分类和生命尊严，以消除“承认鸿沟”，迈向“可持续自由”。解蔽被遮蔽的社会分类权，以戳穿强权 － 资本场的狰狞 － 温情面纱。秉承“文化自觉”的警醒和反思，弘扬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在承认所有人类生命同等禀赋珍贵价值和尊严基础上的本真政治方案中，只标注年龄的至简分类技术也许是最优选项之一。

21 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我国56 个民族和13 亿多国民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历史上我国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现存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全面参与祖国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人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从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就业技能，已经成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青年学生成长、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桥梁。大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国家精英，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就业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重要专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养老责任概念内涵的理解日益趋向差异化、多元化、个性化，未来谁来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养老生活负主要责任成为关注讨论的一大热点话题。本文基于2015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数据，侧重关注成长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队列，通过对比分析和logistic 回归的方法来讨论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代际队列之间养老责任观念的现状、变化及其差异性，探索可能提供解释的社会性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家庭养老理念仍然占据主流但在不断弱化，养老责任主体进一步趋向多元化; 不同成长背景下的队列人群在养老责任观念上存在显差异，年老一代历经社会变迁和与子女分居的现实，逐渐接受非子女养老的形式，而年轻一代大多数依旧把赡养父母作为自己应尽的孝义; 在控制人口变量后，经济因素、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等可能对不同代际人群的养老责任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全方位了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与养老文化，有利于处理好传统文化对于养老照料的意义，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地提供养老服务和保障，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挑战。

杨庆堃所著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本经典之作，但学界对其核心概念“混合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存在诸多误解。这组概念脱胎于瓦哈的“合一性宗教”（identical religion）和“专一性宗教”(special religion)。在其中文著作《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中，杨庆堃把“diffused religion”译为“混合宗教”，把“institutional religion”译为“独立宗教”。然而，这一译法几乎被中文学界所忽略；与此同时，学界对“diffused religion”一词的中文译法不下十余种，而“institutional religion”则被统一译为“制度性宗教”。从杨氏本意来看，这或许是一种误译，许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在杨氏的论述中，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之间不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差异，也不是“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差异，而是“混合”与“独立”的差异。在厘清诸多误解的同时，本文也试图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的经典性进行解读。

本文把中国社会学学科史分解为社会学思想传入和翻译阶段( 1895—1920) 、社会学早期发展阶段( 1921—1952) 、社会学恢复阶段( 1979—1998) 和社会学常规化阶段( 1999—2018) 四个内部分期，并对这四个时段内社会学本土化( 运动) 的源起和表现特征做了初步阐析，认为外部学术要素卷入( 或中外学术态势对比) 、内生学术结构特征的变动和技术及其他支持体系的约束( 或促进) ，构成了理解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之兴起和形塑的知识社会学框架的三大核心要件。文章继而对当代社会学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争议中我们认为较为中肯的几个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特别回顾。最后，文章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发展演进的宏大脉络中，本土化和国际化/全球化之争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而毋宁说其表征的是学者们在各自学力养成基础上的一个“价值有涉”的立场和偏好而已。因此，无论是在研究议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兼容并包的学术原则将或者调和持不同立场者间的争端，或者推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改革开放 40 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 40 年。社会结构性转型趋势、职业组织氛围和公共舆论的认知排序分别作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结构性因素，共同形塑了各代青年人的就业观念。

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文章试图探讨劳动参与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劳动参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此理解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扩大化的趋势。文章基于情境理性行动者分析框架，将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看作一种社会经济行动，其选择是制度与物质环境及由制度环境与物质环境交互作用型塑之资源和偏好影响/型塑的结果，是一种情境理性下的选择。以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4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CFPS) 为依托，对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后发现: 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来自家庭及亲友的社会支持、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以及个体在结构和制度约束下的选择偏好( 性别角色观念) 共同型构了女性的劳动参与。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方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