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介入人类学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 研究者介入的行动和倡导的价值主张是否具有客观性? 研究者的介入是基于个人的经验、经历、情感以及实质的或象征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其活动及其后果如何具有普遍性和公正性? 为此从科学研究应坚持“价值中立”立场这一信条开始。这一立场是坚持科学研究与价值介入有区别的关键。指出在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前提下，上述问题是无解的。直到最近一些年出现“本体论转向”才使上述问题的消除有了新的思路。从当下人类学本体论视角，事实与价值纠缠不再被视为认识相对主义，而具有本体性意义。建议介入人类学者，首先要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式进行深入调查和观察———这是对物理对象研究的要求。通过深入调查从而获得对包括当地社区、人和周遭世界的理解和同理心。其 次，研究者需要与当地说话者对话，要与当地人民一起工作。双方在面对共同世界基础上进行彻底解释。再次，在调查研究和一起工作基础上，试图确认和解决问题。

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技术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城市、乡村的秩序和社会结构。从典型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也改变了市场、社会、政府三者之间的联结和组织关系。金融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从其诞生之日起，即与风险一词紧密相连。金融不仅给个体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影响作为总体的社会以及整个国家。这种影响，因被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所裹挟，而变得范围和深度更加超乎人们的想象。

本文以技术作恶的特征性现象为讨论起点，认为技术作恶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特征：既有的社会规范无力约束新兴的技术行为。文章回顾了社会学的技术研究知识脉络，指出埃吕尔的技术化社会是理解治理困境的知识路径，技术化社会3.0版的基本特征是技术从组织化应用迈向社会化应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推动了个体化发展，也推动了行动者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场景化行动空间的发展。个体化、场景化、不可识别、不在场的叠加，让技术行为特征变得难以预见，进而让现行的属地治理逻辑失灵、规则失效，这构成了技术行动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异步，也是技术化社会治理困境的根源。

裴宜理《安源》一书将当前的改革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通过回溯安源工人运动实践来发掘革命传统，主张我们应汲取革命遗产中的那些有益部分，来为改革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抗议提供化解方案。本文试图对革命传统在改革时期的适恰性进行再审视，认为安源传统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一脉，的确提供了关于社会尊严与平等的认知，然而其背后的形成与演变逻辑决定了安源传统在理解与改善当前社会群体生存状况上的脆弱性，重拾安源传统缺乏“政治”与“社会”上的支撑。

梳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研究领域涉及弱关系与强关系命题的争论发现，尽管各自阵营的讨论都可以逻辑自洽，但强、弱关系或许只是表象，让强、弱关系发生作用的不是关系强、弱本身，而是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运用DAS数据和CGSS数据的分析表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曾经被解释为在找工作中发生影响的弱关系或强关系，在更本质的意义上是关系人的特征同质性，关系强弱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影响，取决于关系人在社会特征属性上的同质性程度。

和谐的乡村秩序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社会、政府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三股重要力量。文章以一个村庄的电商发展为案例发现，返乡创业人口触发了乡村秩序的重塑: 电商为小乡村带来了大市场，大市场推动了乡村的经济生活的重组，建构了一个线上线下开放的经济秩序; 经济秩

序的变动触动了传统乡村的权威结构，基于传统文化的资历权威依然存在，家业兴旺则让能力权威从传统结构中分离出来并赋予了年轻人，形成了双雄并立的社会秩序; 助力和引领乡村电商发展、积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政策保障，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让政府服务融入乡村发展的大局之中，扮演组织者角色，重塑了乡村的政治秩序。政治、经济、社会三秩归一，形塑着乡村振兴的大格局。

学术是自由的，但研究是严谨的。民族教育的研究中自由是有的，但严谨还缺乏。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在本土理论缺位的情况下，盲目引进西方理论去研究、理解和解释中国的民族教育，不仅不能真正做到理解，反而常常会产生误解和误识，并会在实践中误导。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的教育知识社会学思想和关键术语进行分析。其次，在厘清西方理论、术语产生的制度和学术背景的前提下，指出了西方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解释存在着局限性和失配性。最后，从“意识三态观”的综合视野，对国家知识、民族教育与文化身份及其相互的关系做出了分析。

本文梳理和考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将其分为“接轨”与“自觉”两个阶段，并指出“自觉”阶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主要来自于现实经验研究的要求。在寻求对经验现象和社会行动的深层的、“精神”的理解和解释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概念应该努力与中国漫长深厚的学术研究传统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化。本文就对接的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针对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可以尝试从行动伦理层面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行动中包含了大量的传统伦理因素，是构成“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这些行动伦理将当前的经验现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的层面上连接起来，为拓宽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提供了可能。

中国对非洲提供卫生发展援助的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是外界理解中非关系的重要渠道。既有的研究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构建主义等视角对卫生发展援助进行了阐释。对文献的研究发现，针对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国内外的讨论聚焦在援助动机、援助效果和援助影响等三个维度，由此引申出中国符号的意义争论。在乌干达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对非洲的卫生发展援助因其更多体现着人类互助的基本精神而对中国符号构建有着独特的意义和潜力。对中国符号丰富内涵的阐发，需要对包括卫生发展援助在内的中国对援助进行多学科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而这，正是目前对非洲援助研究中所缺乏的重要部分。

社会分类权可界定为政治体对其国民进行区分的社会分类体制。基于思想实验，可以设置一种始祖人的原初境况，以此凸显分类实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框架中的中枢位置; 通过梳理社会分类研究的典范路标，拆解社会分类的体制化过程，以揭示社会分类权的成因及其基本样态，系统探究有偏分类权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上的后果。如何实现本真分类，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方案值得参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代表作名录的设计及其在全世界的广泛实施，第一次为人类确立了文化差异条件下文化共享的公共机制，把联合国体系内通过文化达成对人的尊重的努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的不同让各种“我们”相互区分、区隔，但是非遗保护的代表作名录制度把这种认识提升了一大步，差异文化因为被特定民族定为自己的代表性文化而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遗产。当全人类因文化不同而相互欣赏与共享的格局形成时，最大限度地让每个人有机会受到尊重的文化条件就出现了。

顾 颉 刚 在 1 9 2 0年 代 观 察 妙 峰 山 庙 会 的 时 候 分 别 有 两 个 矛 盾 的 判 断 ，一 边 说 庙 会 将 要 消 亡 ，一 边说庙会将有重要的未来。后来的社会进程先是显示庙会与香会的消亡，后 又 迎 来 它 们 的 复 兴 ，再后来借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证实庙会和香会的未来都有保证，因为它们被认知到是地方社会的建构者和北京文化的代表者。

文化概念的定义虽然异常驳杂，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借助对于经典定义的分析而发现沿袭其中的策略，即通过选择文化的代表性项目组合成为一个整体，以确证特定社群或民族的独特性，由此构成文化概念的代表性意涵。文化的代表性意涵曾经主要用于社群、民族的差异与区隔，但是随着“世界文化遗产”概念的建立与发展，代表性意涵既是社群、民族在文化上的独特性得到承认的依据，也是社群、民族之间的文化共享得以落实的理由。

校友会是依学缘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是单位之外的社会结合方式。中国在单位制改革后释放出 新的社会结合空间，为校友会的广泛建立提供 了制度条件。随着高校从完全隶属国家体制的事业单位转变为 与行政 、市场和社 会密切结合 的公共事业 ，校友会成为新型社会 结合的一种代表性 方式 ，是具有较 大能见度 的 中国社 会 自组织的重要体现 。校友会 的研究视角有助 于审视 中国社会转型 中人 际结合方式和社会组织方 式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领域成 长的意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