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女作为新型中性化养育方式下成长的一代女性，以新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成长能力建构出越超传统的自我价值期望、新型的性别关系和坚实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重新建构社会性别观念、性别关系和性别自我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新女性的人生经历将有可能开创中国本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实践，为国际社会性别平等的实践提供重要的经验.

电车难题向自动驾驶技术 L5 场景的延伸会带来一个新难题：伦理和法律责任主体缺场。对此，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先进国家在规制上形成了两条路径：真人驾驶员路径和算法驾驶员路径。前者解决了主体缺失难题却不适用于 L5 场景，后者适用于 L5 场景却没有解决主体缺场难题。L5 场景的主体缺场，在本质上是社会行动者缺场，确认 L5 场景的社会行动性质有助于我们从社会互动逻辑出发寻找缺场的社会行动者。研究表明，L5 场景缺失的主体其实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关系链，处于前端的是自动驾驶车辆的制造商。

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反馈模式”的社会基础进行考察，发现中国过去和当前都是以小家庭为主要的家庭形态，反馈模式是在这些小家庭之间而非小家庭内部进行的。反馈模式正是在分家之后维系这些小家庭的家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小家庭在直系五服的范围内组成“直系组家庭”，向外延伸构成了小家、大家、国家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形态。

本文以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为背景和对话对象，讨论与此现象有关的中国人类学及其实践指向。本文对本体论进路的选择性梳理体现出中国人类学在这一多源思潮中的特别视角。本文认为，本体论转向是由多来源的实践活动引发的运动，本体政治以及当下的积极行动人类学或直接行动是其在现实层面的回响。本文最后讨论中国人类学的本体论视野，强调中国的本体论人类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知识来源和实践动力。文章以日常语言视角下的地势研究为例，讨论这一论说与金岳霖日常语言实在论的契合及其与当代日常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对当下的人类学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本体感知去看见传统人类学的“事情”。

算法在不断提高人类生产、生活和治理效率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困扰，一些负面影响甚至被归咎于算法。其实，算法并非在当下突然产生，而是一份社会历史遗产。在算法的演进中，古典算法和传统算法都曾给社会带来困扰，最终还是社会力量主导了算法发展的方向，让算法回到了以人为本的向善。算法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为市场立规，可运用算法向善 ；为企业谋发展，并非与算法向善相抵触。

本文从当今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出发，在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业化国家福利体制与社会政策发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理论探讨和分析了当代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问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全球风险与大变革背景下社会政策的中国道路问题。作者指出，基于文化传统与政党制度的独特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在社会政策实践的制度与模式既要吸收国际经验，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制度惯性与内在性，以平衡自身发展要求与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以农村基层防疫为背景，从个案村庄防疫过程的“社会事实”出发，运用“过程 -

为客观探讨我国中老年人体质指数( BMI) 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ADL) 的影响，选取 2011 年和2015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CHAＲLS) 45 岁及其以上人群共 6175 案例，以 2011 － 2015 年 ADL 变化情况为因变量，BMI 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自报经济状况、患慢病数量、吸烟、饮酒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 BMI 对 ADL 变化的影响机制。随后将 ADL 各项活动的变化情况作为因变量，明确 BMI 对 ADL

2020年全国“两会”上总理专门讲到“零工经济”。当“零工”与“经济”两个现代概念组合在一起时，人们通常会以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其实，早在2014年，已有文献把无雇主劳动的经济称为“零工经济”，马尔卡希的《零工经济》这部具有媒体效应的书则使零工经济更为大家所熟悉。维基百科解释，“在自由市场体系中，临时职位是常见的，企业组织与独立工作者签订短期合约，这样的产业生态被称为零工经济”。其中，“零工”（gig）是英语俚语，通常指音乐表演或舞台表演等特定时段的工作。由此引申的零工经济从业者通常指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派遣工以及临时或兼职的企业雇员。也许人们太过习惯于工业社会伴生的岗位工作

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 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 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 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 ( 1) 1911［1840］—1949，两半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 和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 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 ; ( 2)1949—1978，历时 30 年的制度性隔离( 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 牲［structural sacrifices］)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助力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其突出特征之一是百岁老人数量不断增多。百岁老人的健康状况及其变化特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利用 CLHLS 调查获得百岁老人的健康和死亡数据，基于 Cox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格局是一个国家现代形态的基本指针。伴随现代国家发展，人们的生计模式会不断转变，也是社会福祉迈向平等的机会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从以乡村为主转向以城市为主，人们的技能来源从以经验积累为主转向以公共教育为主，人们的社会福祉从以家庭或家族为主转向以国家为主。归纳起来，这些转向即人们的生计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生计来源、生活方式、社会福祉的系统性转变，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性区别，核心是生计模式的本质转变。如果说技能来源和社会福祉是人们生计模式转变的内在形态，那么，生产方式和生活空间则是生计模式的外在表现，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正是城乡关系的外显形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助人奉献型五种类型社会参与对我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并探究了背后可能的影响机制。回归结果显示，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社会参与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工具变量回归模型验证了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因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参与对老年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城乡差异。机制分析证实，社会参与能够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提高身体健康、提高个体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等机制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

本文利用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鉴以往经典相关理论，尝试探讨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评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 主要作用途径之一是信息获取机制。进一步使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方法( CMP) 控制内生性后，所得结论依然 较为稳健。同时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与居民自评健康之间呈现“倒 U 型”关系，过度使用互联网可能不利于健康。异质性分析结果还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世代的健康效应差异并不显著，但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 的健康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互联网使用可能有利于缩小健康不平等。研究结果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和“健康中

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及其发展前景为主要研究问题，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具体化为对其载体——海洋城市的讨论，对中国海洋城市的内涵、类别、定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国海洋城市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就如何建设中国海洋城市进行讨论，提出了明确海洋城市的定位和制定中长期规划、培养海洋意识、强化海洋生态保护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