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复杂性与社会现象关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梳理了探索复杂性的方法及其演进，回顾了社会学家们对复杂性的探索与贡献。伴随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社会现象与复杂性的关联更加密切，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学家们了解复杂性研究的相关知识与进展，积极参与其中，是回应时代挑战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拥抱复杂性也为拓展社会学边界提供了新的机会。

资源依赖理论在解释组织间关系时关注组织间的双边权力，当其被置于组织网络结构中时，经典的权力机制是否还具有解释力？本文以在线教育组织为案例，运用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组织网络结构对组织间资源依赖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组织网络中，用户通过表达差异化需求，组织通过改变信息沟通结构，实现了组织间的目标协同、信息共享和信任增强，突破了经典资源依赖理论的权力机制，形成了资源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机制。

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国之治”新时代。站在“中国之治”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却呈现出前所未有复杂多变的新格局，其中特别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将是深远及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

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兴趣不减。然而，针对韦伯的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二者之间关联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出发，结合韦伯的主要文本和相关历史素材，讨论在1890-1920年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韦伯的学术及政治思想与德国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联系，进而深入理解韦伯的政治理念如何影响当时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辩论与发展方向。在动荡岁月和生命最后阶段的韦伯，一直没有停止对学术与政治主题的思考，也从未放弃作为教师的治学理性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热情。但是，韦伯作为一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政治自身的局限性，他明确提出政治的不可能是基于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会对公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学的先驱，马克斯·韦伯的思想遗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韦伯的代表作和重要的历史线索及相关研究文献出发，深入论述了韦伯的政治理念与德国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关联，阐述了韦伯思想中一贯的政治理念与变化地历史环境对德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韦伯的思想遗产对转型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涵。

文章从触发地区产业发展的新柑橘岛种引种入手，探讨乡村秩序变迁与重构的逻辑运用“国家一市场一社会”三角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新柑橘品种引种之前，定塘镇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之间处于相互支持的相对平衡状态。新柑橘品种的引种与扩种，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一方面，社会、经济、政治行动者沿着各自的行为逻辑有序行动，协同服务于开发红美人产业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一共同目标，在达成新的秩序平衡的同时，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秩归一”。另一方面，在新平衡之下，又涌动着三种秩序分化：农民和商人因秉持经营理念的差异，形成经济秩序的分化；品种红利分配的差异又带来了内部、外部社会秩序的分化；在经济、社会秩序的分化中，农民和商人不倾向诉诸政府，因与政绩无关，政府也无意介入干预，形成了政治秩序的分化：本文建议：在产业兴旺中，政府应着重关注技术和产业红利差异带来的社会分化，让大多数人从中受惠，建构和谐的经济秩序，进而促进治理有效的政治秩序。

文章以 2015 年小普查数据为基准，比较了 2015 年流入地和流出地两种调查地点下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反映的流动人口的结构性差异，并从调查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各种可能的调查误差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分析表明: 流出地调查得到的年龄、婚姻和流动范围结构以及流入地调查得到的居住时间结构更接近小普查; 流入地调查中的女性人口以及流出地调查中的短期流动人口和男性人口可能被过度抽样; 两种调查都偏重于低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相对忽略了大专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从调查方法论角度看，不同的应答者是调查误差( 特别是测量误差) 的重要根源。除覆盖误差外，无应答误差也是影响调查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建议重视样本的结构性偏差对分析结果的潜在影响，以正确地使用调查数据。

首先，须明确一个从纷繁复杂社会事实中提炼的观点：不是5G 带来社会变迁，而是5G 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前提条件。技术本身不带来社会变迁，把技术应用在社会各层次和范围才带来社会变迁。笔者将从连通性①视角入手探索社会变迁的演进，把5G 作为影响连通属性的变量，来探讨5G 如何改变连通属性，进而如何改变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

21 世纪之后，加速度的人口老龄化正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基本国情，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长期战略选择。鉴于上述宏观背景，国家明确提出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进而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这也成为政策决策者、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为此，本专题刊发的三篇文章重点关注人口老龄化新国情背景下城乡养老服务模式差异性及其发展前景.

长寿社会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新形态。参与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建设，共建长寿社会治理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公共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全球应对长寿社会风险与挑战的必然趋势。长寿社会下全球公共治理需要遵循公正与平等、权利与尊 严、生命周期、代际公平及参与五个基本原则，其核心议题主要集中于公共制度创新与多元主体治理体系构 建、长寿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与年龄友好环境建设、家庭照料体系与文化变迁、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公平五个方面。超前应对长寿社会的共同挑战，需要妥善处理“人口预测”与“人口发展”“服务均等”与“分 配公平”“悲观论”与“乐观论”之间的关系，并着力探索“理念创新—制度构建—资源整合—战略把握”的全球 公共治理新路径。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高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龄健康问题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基于以往高龄老人病态状态压缩还是病态状态扩展的讨论，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出发，采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的多期数据，根据日常生活行动能力( ADL) 、自评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水平和虚弱指数等六个涉及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指标，分析 1998 年至 2014 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的变动过程。从时期角度来看，六个健康指标在较年轻的样本中与较早样本的指标仅有微小波动，总体上体现出测量的稳健性;从年龄角度来看，老年人健康指标随着年龄增大而显著下降; 从队列角度来看，健康指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选择性: 病态状态扩展主要存在于较年轻队列的老年人，而较年长队列则更多体现为病态状态压缩。

随着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中国进入了长寿时代。目前，健康长寿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议题，并且学界开始关注长寿时代高龄老人的健康指标变化特征及趋势。为了实现健康老龄化，进一步增进老年人生活福祉，利用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 数据，从队列的视角出发，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IADL) 、自评健康( SＲH) 、认知能力( MMSE) 、精神健康( MH) 、虚弱指数( FI) 六项指标来探究同一队列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随时间的变动趋势( 91 ～ 106 岁的变化趋势) ，并比较90 岁以上高龄老人与百岁老人之间的健康状况差异。研究结果显示，虽然高龄老人和百岁老人群体中女性老人的比重大于男性，但男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总体上要好于女性老年人，在90 岁高龄老人到百岁老人的健康变化发展中，“选择性生存”效应明显。

本文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分析了 1990－2010 年 20 年间两性关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各个群体在男人养家观念方面均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城镇男性尤甚。这种变化既源于当下年轻人相比于 20 年前更多认可男人养家观念的群际变化，也源于年轻男性性别角色分工观念与年长男性日趋相似的群内变化。基于性别角色实践理论，本文考察了两性的绝对地位与相对地位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影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变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极大地形塑了两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境遇下降，导致其在家庭中相对于男性的职业与经济地位弱化，重构了两性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态，进而造成一种更偏向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固化。其数据支持是: 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强化了对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夫妻，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度更高，相反，而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时，则会弱化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本文认为应在劳动力市场政策、消除性别歧视以及支持女性就业政策上努力，以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实践。

使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从宏观层面的现代化变迁和微观层面的父代资源、代际社会经济地位角度研究代际同住老年人家庭地位的影响因素，应用赫克曼定序 Probit 模型处理代际同住的样本选择问题。研究发现近年来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状况有所改善，但仍有近半老年人对除自己开支外的家庭经济决策无权做主; 老年人家庭权力并未随着现代化发展持续降低，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老年人其家庭权力反而高于农村和中西部老年人; 家庭权力在性别间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老年人自身的物质和劳务资源以及相对于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家庭经济权力。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政府应完善老年社会支持体制，构建平等和谐的家庭代际文化，更加关注多重弱势叠加的老年人状况。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异地养老新方式顺应新时代社会转型需求。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异地养老经历了初步萌芽、持续推进、加速发展三大发展阶段，各地在政策与实践层面也先后进行探索。现阶段异地养老模式主要分为机构抱团疗养型、候鸟式安居养老型、季节性休闲度假型、互动式旅游养老型、移居探亲交友型五种类型，每一类型均有其独特优势和不足之处。由于养老政策统筹难度大、传统养老思想难冲破、老年人健康风险较高、异地养老配套不完备等因素，异地养老遭遇发展瓶颈。但长远来看，异地养老模式的发展前景广阔，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破政策与法律瓶颈，发展多样化异地养老服务，培育新型养老文化，搭建全国性异地养老服务平台，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服务队伍。